2020国考时政热点：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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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世界公认，创造了“中国奇迹”，产生了“中国震撼”，“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引起国内外广泛讨论。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使然，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然。也就是说，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既有中国特色的一面，也有共同性、普遍性的一面。中国所形成的发展道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绝不是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保持有序稳定与激发社会活力的统一

　　“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秩序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是人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社会有序稳定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有序稳定的社会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只有维护有序稳定，保持社会和谐，才能保证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安居乐业。

　　我国改革开放是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思想先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人们思想禁锢和思想僵化，党内外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极端夸大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还有少数人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冲击党政机关，聚众闹事，严重威胁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保持社会有序稳定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此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总体上保持了有序稳定、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社会活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智慧的充分迸发。激发社会活力，必须给人们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破除影响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局，从农村起步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农民获得了权利和自由，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温饱问题。随后，在城市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增强了企业活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活力得到充分激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社会创造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并作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大消除了影响经济活力的障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有效保障，不断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同时，不断发扬党内民主，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着眼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大力引进和利用外资，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国家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问题，而且激发了国内企业的发展活力。可以说，正是对内推进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始终把保持有序稳定与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作为重要经验坚持下来，在维护有序稳定中推动改革、激发活力，通过改革发展维护稳定，实现了有序稳定与社会发展活力的良性互动。

　　坚持民主集中制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统一

　　治理好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情况复杂、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保持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让地方因地制宜，主动作为，通过扬长避短，通力合作，最大程度彰显中国制度的优势。

　　新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这是发挥中央积极性的基础，也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正是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绝不允许地方自行其是、各自为政，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保证了“全国一盘棋”，保证了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全民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有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高质量推进四川汶川地震、青海舟曲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顺利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等，办成了一系列大事、办好了一系列喜事、办妥了一系列难事，充分彰显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体制优势。

　　发挥地方积极性不是鼓吹地方主义，而是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让地方有更多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以“下放权力”为基本特征的改革，让地方政府有更多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活力。在经济方面主要体现为，一是赋予地方更多经济社会管理权，鼓励地方创新。二是让地方拥有财政收入的权力。无论是1980年的“分灶吃饭”的财政收入分成体制，还是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都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有密切关系。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与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积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关系，建立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的机制，极大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避免中央过分集权导致地方缺乏活力，又避免地方权力过大造成国家权力碎片化，推动了国民经济既生机勃勃又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提高生产效率与促进公平正义的统一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并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矛盾变化不断调整两者之间关系。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公平”，到党的十四大强调“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党的十五大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党的十六大强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到党的十八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些论述的提出和调整，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认识，主要目的就是既注重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又注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在良性互动中持续发展。

　　提高生产效率，就是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没有效率的提高，就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即是所谓的“公平”，也是普遍贫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偏重公平，忽视效率，导致经济发展长期上不去，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商品供应严重匮乏，广大人民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教训，把提高生产效率置于重要地位，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纳入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不断解决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4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高速增长使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不断靠前。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促进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永恒主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公平正义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理想。中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着更强烈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理想目标。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但由于改革开放前“左”的错误影响，片面认为“穷革命、富则修(修正主义)”，强调“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和最大优越性的高度。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不断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福祉，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广大人民都从改革发展中得到了实惠，中国改革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改革”。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上升40.6个百分点。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正是因为实行改革开放，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积极推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中国把提高生产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结合起来，不仅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使全体人民得到了实惠，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极大实现。